蔡元培、杨笃生和章士钊互相交换着眼神，在权衡着利弊关系。半晌，才陆续点头，由杨笃生开口陈述。
当时帝俄强占东北，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上海各界召开拒俄大会，并组织拒俄义勇队。然此时却有一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割地联俄”主张。此人名叫王之春，弱冠从戎，先后作为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的部属，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历任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曾出访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多次向朝廷上书自强新政，思想上属于洋务派。
因为王之春在广西任内联络法国军队绞杀革命者，并将广西多出路权、矿权低价转让给法国。其卖国行为引发众怒，声讨王之春的呼声愈来愈高，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法运动，清政府被迫将王之春革职。此后他移居上海，仍不甘寂寞地重拾他“联俄拒日”之计，日日会晤俄人，更不合时宜地抛出“割地联俄”主张，遂成为革命党行刺的首选目标。
“王之春在上海有一挚友，乃淮军名家吴长庆之子吴保初。我等计划利用其名义，邀请王之春前来赴宴。”杨笃生一边观察着陈文强的神情变化，一边颇有自信地说道：“熟门熟路，王之春自然毫不怀疑。我等便可在赴宴地点将其刺杀。若成功刺杀王之春，则将是继苏报案之后又一振聋发聩的壮举，将直接激发革命者杀身成仁的志气。”
陈文强见杨笃生说完后注视自己，不禁微微一笑，说道：“杨兄不必客气，有什么事情要文强帮助，尽可直说。”
杨笃生点了点头，说道：“万事俱备，只差武器。想请陈兄购买手枪两支，则大事定成。”
陈文强略微沉思了一下，痛快地答应道：“三日之后，手枪送到。”
“文强不仅财力充实，亦是上海滩的江湖大佬，这点小事，当不在话下。”章士钊既是夸赞，也把陈文强挤到了不能反悔的境地。
陈文强自知其意，却不在乎，笑着和众人谈天说地了一番后才作别各去，却不再提要带众人去看什么这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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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确实收到了破坏专制政体、震慑专制政体内统治者的威力，而作为一种配合武装起义或惩办一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刽子手的手段，暗杀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扰乱敌人的作用。
诚如吴樾所言，暗杀具有“杀一儆百”之效。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是为了警告那些“卖国”之辈；王汉刺杀铁良、李沛基刺杀凤山，是想威胁清廷那些反动权贵；吴樾刺杀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是为了破坏当政者利用宪政进行“欺骗”的阴谋；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则是表明推翻清廷的决心。
在这些近似疯狂的暗杀声势中，革命者的伟岸形象得以树立，当政者也闻风丧胆。暗杀行为被革命青年竞相模仿，从广州到北京，不经意间即有枪声、爆炸声震破某位颟顸官员的迷梦，甚至使之一命呜呼。
革命党人的暗杀，不仅陷清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例如历史上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清廷达官贵人之言：“革命不足畏，惟暗杀足畏！”遂秘密遣人到东京，同盟会捐万两白银，以求保全自己的脑袋。
而两次受到刺杀而未死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武昌首义之后主动向革命党人投降，不能说不是由于暗杀之震慑。彭家珍刺杀良弼，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王朝的覆亡。难怪良弼临死时叹言：“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由此可见，暗杀确实产生了强大的政治震撼力。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却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比如刺客对枪械的使用不熟、暗杀准备不足或不慎、暗杀对象的防范措施严密以及诸多偶然因素，暗杀行为败多成少，实际收效并不如预期的大。
而从陈文强的专业角度来分析，暗杀和杀身成仁，在通常情况下，不应该是划上等号的。暗杀又不是自杀袭击，非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暗杀如果只是同归于尽，那当然简单，却不是陈文强所赞赏的。
耐心地刺探侦察，精心地筹划准备，势如雷霆的一击绝杀，巧妙周密地撤退远遁……难道专业性的暗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难道暗杀不应该由专业人士来操作执行吗？
而就刺杀卖国贼王之春来说，没有保镖，不是高官，只是一个寓居上海的老朽，只有仆人和车夫，简直太稀松平常了。别说是稍加训练的勇士，就是个地痞流氓，用匕首、斧子也大有可能来完成任务。
兴师动众，细致筹划，诡计邀请，枪手埋伏，对付这样稀松平常的对手，在陈文强看来，简直是小题大做。所以，他争取了三天时间，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向暗杀团的菜鸟展示专业人士的风采，让暗杀团的成员看清这其中的差距，使他们明白暗杀是个技术活儿，光靠激情和勇敢是不行的。
而革命更应该是个系统、综合性的工作，各人的条件不同，便要人尽其才，却不必每个人都要拿起炸弹搞暗杀，弄个轰轰烈烈。拼却一死，容易；艰难缔造，很难。舍难就易，或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