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 上海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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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