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孙芳传案，李从璟认为已经审讯的差不多，朝中已经揪出张春来、孙兴这样的重臣，只等太原相关案犯押解进京，就可以进入尾声，但汴州异动，却让李从璟发现，只怕这件案子比想象中还要复杂，所以案件审理工作，又重新开始了挖掘过程。
牵扯出来的官员以张春来、孙兴为首是不假，如今张春来、孙兴守口如瓶亦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官员分量就无足轻重，也不意味着在李从璟重新花大力气后，不会有新的收获。
当李从璟拿着最新案宗去找李嗣源的时候，却发现一向凡事按部就班、不惹人不惹事的尚书左丞相刘谋，正在神情颇为激动的向李嗣源诉说什么。
李从璟进来之后，刘谋就熄了火，说了一番不痛不痒的话之后，就告退而去。
李从璟不免好奇询问其故。
李嗣源揉着眉心道：“孙芳传案，本已快要结案，如今又重新开始探查，且有比先前力度更大的架势，朝中有许多大臣，都来朕面前告状。”
“告状？”李从璟一笑置之，告状当然是告他的状，“刘公如何说？”
“还能如何说？”李嗣源略显烦躁，“无非是说你闹的动静太大，有大兴诛连的意思，有些过火了。如今新政即将进入下一阶段，正是用人的时候，更该汇聚众臣之力，为新政大局出力，而不是在这时候大兴牢狱，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疑，徒惹朝政不稳。言语中更是指摘你行事风格过于激进，怕是被那些急于求成、立功心切的酷吏蛊惑了心思，不再如先前那般稳重了。”
说到最后，李嗣源隐约有了怒气，“不只是刘公，还有不少重臣，例如宣徽使王纪实，邢国公朱守殷等，都是如此意见，照这个态势看，‘人心惶惶人人自疑’的下一步是甚么？当然是三省六部各司各寺官员无心政务，朝廷定下的事情办不好，朝廷要解决的事情迟迟拿不出对策，朝廷的政令不再通畅，朝廷的办事效率越来越差，最终朝堂乱成一团......他们这是想做甚么，想造反不成？！”
李嗣源重重一拍御案，显然怒气已盛。
这虽然不是造反，却是以臣挟君。天下本就不是君王一人的，权柄是由君王与官僚集团共掌，以臣挟君也不是甚么新鲜事——连以臣弑君、以臣换君的事都有，何况以臣挟君，只为让君王改变某项国策？
官员群起不配合，君王的命令自然只能是一纸空谈。
李嗣源愤怒，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威胁与挑战。
真论起来，君王与臣子争权，中央与地方争权，一直贯穿了中国历史。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君王权力扩大，中央权力扩大。秦汉时期的君权，与明清时候的君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别的姑且不言，只说秦汉时君王朝堂对坐议政，到后来臣子要站着朝议，从刑不上大夫，到君王可以杖责臣子，都是体现。
李从璟沉吟片刻，“若是心中无愧，此时大可不必自疑。此番整顿吏治，本就是惩办一批、中立一批、重用一批，大兴诛连更是无从谈起。如今此事还只是开头，一些朝臣就有这样大的反应，往后的路只怕会越来越难走。”
尚书左丞相、宣徽使、邢国公以及他们身后的势力，包括户部尚书、刑部侍郎，还有些暂未出头的官员，可想而知这股力量有多大。
“反应大，只能说明枉法官员多！”李嗣源摆摆手，“你不用顾虑这些，只管放手去做就是，古有孝公用商鞅，更何况你还是秦王、是太子！那些心怀叵测的臣子，想要群起而挟君？朕可不是软柿子，不会任由他们拿捏！”
他冷笑一声，“有人说，整顿吏治，说到底，无非是一代新人换旧人，本就是新旧两个势力的角逐，我撵你走，我替你之位，你要反抗，我便镇压。这话有理，却不都对。整顿吏治，固然是提拔一批人，替换一批人，但新的秩序，新的规则，新的律法，就是在以新换旧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整顿吏治的目的，不在撤换一些人，而是在建立良好、清明的秩序与规则。朝中某些官员，无论是重臣还是小官，之前贪污受贿不说，怕的是视贪赃枉法为常事，冠于‘暗规则’之名，将其看成是理所应当之举。这些人，注定无法为新政所容，必须撤换掉。他们要反抗，朕就镇压，就剥夺他们反抗的资格！”
李从璟笑了笑，李嗣源的决心，他自然是相信的，再大的压力，他都顶得住，不会向某些力量妥协——而这，恰恰是推行新政、整顿吏治最根本的东西。
历史上的改革，失败的，大半是君王、主事者没顶住压力，半途而废；成功的，多是排除万难能坚守初心的。
其实，若不是李嗣源过于着急，要在三五年之内肃清天下气象，推行新政、整顿吏治、给帝国换血，可循序而为，本不必有这样大的阻力。但既然李嗣源决心已定，李从璟也不能多说甚么，毕竟这是为良政，而不是为弊政。
至于其间的艰难苦楚，自己这个做儿子的承受一些又何妨？
所谓大刀阔斧的改革，成功固然能收获莫大益处，却也势必付出相应的代价。
眼下的孙芳传案必须要办好，该挖出来的人一个也不能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