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路一侧的树木都已倒伏，但没有折断现象，倒伏在地面的小树表面树皮都已经被刮脱。倒伏树木的尽头是一根折断倒塌的电线杆。
“看，这一片河边的灌木丛都倒伏了，”大宝说，“车辆就是从这里入水的。”
我用卷尺量了量电线杆，说：“电线杆上黏附着银灰色的漆片，应该是车辆撞击后黏附上的。这些漆片的位置比较高，应该高于一辆小型汽车的高度。”
“那你的意思是？”林涛问。
我说：“车辆一路铲倒树木后疾驰而来，虽然车辆的底盘可能被树木架空，但是由于车辆自重和四个人的重量，车辆是不可能飞起来的。既然撞击点可以达到这么高，说明车辆可能有倾覆。”
“你是说车辆是处于侧翻的状态撞击到电线杆的？”林涛说。
我点点头，摘下手套，说：“现场的状况，人为是伪装不了的，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无疑。”
车辆已经被拉到一个修理厂，为的是检验，而不是修复。车子被撞成现在的程度，已经没有再修复的必要。
这是一辆银灰色奔驰轿车，前保险杠已经脱落，引擎盖倒还算完好。
“这车挺经撞啊？”大宝说。
我摇摇头，说：“现场的树木很细，都没有折断，说明撞击力并不是很大。因为马路牙子上的土壤松软，所以树木遭受撞击后，就倒伏了，车辆其实都是在一边铲树，一边疾驰。没有发生正儿八经的正面撞击。你看车里的气囊都没有打开。”
我围着车辆转了一圈，在车后备厢处停了下来。车辆的后备厢瘪了进去，完全变形了。
我用尺子量了量后备厢上方的凹陷，说：“这一处半圆形的凹陷，直径和电线杆相符，说明车辆在开到电线杆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倾覆，整个后备厢的上面撞击上了电线杆。”
“因为碰撞，所以车辆往前行驶的路线发生了改变，”林涛说，“这才会掉进水里。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下碰撞，车辆只是往前铲树，最终还是有可能停下来的，人也不会死。”
我点头认可。
大宝则注意到车尾巴上的一个反光贴写着“变形金刚”。
大宝说：“呵呵。”
“我相信交警部门也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车辆的倾覆过程、撞击过程和入水过程。”我说，“但是谁是驾驶员，则需要我们法医了。”
“有把握吗？”林涛随着车辆的颠簸摇晃了一下。
我说：“法医能否推断出驾驶员，不是绝对的，是要看条件的。如果尸体上都没有损伤，神也判断不了。一旦有一些特征性损伤，则可以认定。所以我现在也很忐忑。”我们赶赴的地方，又是我比较抗拒的地方——医院太平间，而且是全县最大的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里摆满了冰棺，里面躺着形形色色的尸体。我揉了揉鼻子，穿上解剖服，走到了太平间中央摆着的四张运尸床的旁边，这就是这起事故中死亡的四名死者的尸体。
“先把死者的衣服都脱掉吧。”我说。几名法医七手八脚地把尸体衣物全部脱去，我一眼看去，没有任何一名死者身上有开放性创口，甚至连比较明显的皮下出血都没有发现。
“完蛋了。”大宝说，“都没损伤，怎么判断？”
我镇定地逐个儿看了看死者的四肢，说：“不，有伤，很轻微，我觉得我们有希望得到正确的答案。”
“没有严重的损伤，说明车辆确实没有发生严重的正面撞击，”林涛说，“这一点可以印证我们对事故发生过程的认定。”
我点点头，问身边的交警，说：“家属同意解剖吗？”
交警说：“不同意。”
“不同意？”我说，“难道不是家属提出要查清驾驶员的吗？”
交警说：“家属要求公安机关查清驾驶员是谁，但不同意解剖。”
我知道很多事故发生后，家属提出的种种理由，不过是为了索求赔偿，但因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又不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在死后还挨上一刀。于是，我说：“那我们试试吧。”
仅仅进行尸表检验，虽然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工作强度，但是因为看不到尸体内部的组织改变，就等于少了很多推断的依据。好在这起案件我们有如神助，在短短三个小时尸表检验结束后，我已经有了确切的结论。
在得出结论后，我提出要求会见四名死者的家属。
“有把握吗？”洋宫县分管交警的周局长说。他刚从省厅回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管理责任不可推卸，他挨了一顿批以后，灰头土脸地回到县里。他对我贸然会见死者家属心存疑虑，因为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引发信访，那时候，他的责任更大。其实他不知道，我在尸检后，又想起了几百公里外的“六三专案”的第五起案件，想起了冤死的第五名死者。我是真心急着回去。
但周局长现在对省厅的人心有余悸，在获得我坚决的答复后，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有乖乖地部署，电话约见了几名死者的家属。“经过现场勘查和车辆检验，我们基本确定了事故的发生过程。”我指着幻灯片上的照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