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听到朱民生给自己增加了责任，表面上一本正经点头，心里暗道：“我列席会议，没有发 言权，就是一个哑巴，随便别人如何安排。”转念又安慰自己道：“党委和政府各自有职责，这是由体制所决定，我怎么会有很憋屈的感觉，这种情绪不正常，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朱民生顾盼自雄，他自然不会顾忌一位年轻副市长的想法，道：“第二，我在这里强调工作责任制，每位常委、副市长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同时部分领导还联系了具体的地区，不管是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还是联系的具体地区，只要出了事，担负同样责任。举例来说，东城区若是有一起确诊病例，但是没有预防和控制好，东城区的东方胜和联系东城区的常委，都要承担相同责任。再比如，教育系统出了事，侯市长和当地地 方领导都要承担相同的责任。”
常委会决定的大事，由政府来执行，这是由体制所规定。侯卫东明白这个道理，也觉得无可厚非，可是离开会场后，总是感觉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块小石头压着、堵着神经和血管，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
平心而论，沙州市委常委们多数还是挺尊重侯卫东的，在常委会前，济道林副书记还特意来向他征求意见。可是，他作为政府副职只能列席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在会上只有旁听权力和被动接受询问。而最纠结之处是研究防治“非典”问题上，他比任何有权发言的人都要了解“非典”是怎么一回事，有一肚皮的意见，却并不能进入最高的决策机构。
侯卫东曾经做过成津县委书记，具有最终拍板权，此时成了副厅级，反而失去了拍板权，让他颇不习惯。但是要具有更高的拍板权，上一级副职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我今年33岁，一定要在35岁之前成为常委，在38岁之前成为正职，最差的表现应该在此届结束成为副书记，否则我的年龄优势将不复存在。”从会场出来，侯卫东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五个规划。
在岭西，领导升职采取的是党委和行政交错上升的路径。交错升职有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党委和行政在体制上是分开的；第二个前提是党政干部实质上是一元的；第三个前提是党委决策系统比政府执行系统在实际使用中要高半格。
具体来说，从镇里来说，镇记要升官就可能当副县长，副县长干得不错就可以进常委，然后再升职当县长，县长干得不错有可能当县委书记。市、省一级的升官途径基本如此。如此流动，使得政府系统干部流动到党委系统，即使是同级别流动，也被认为是一种晋升。体制内如此安排升职是有道理的，干部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经受实践锻炼，而被实践证明能力更强、素质更高、经验更为丰富的干部得以进入党委系统，从而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并保证了党委决策的相对全面和正确。
自从当了成津县委书记以来，侯卫东的政治理想就开始渐渐觉醒，他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胸中抱负，必须要在这个体制内有位置，否则说话等于放屁，更别谈实现理想。
4月13日，首都收治的第一位非典型肺炎患者痊愈。4 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4月16日下午，岭西省终于迎来了第一例非典型 肺炎的确诊病例。
病人是在4月15日开始发烧，进入了岭西省第一人民医院，被列为疑似病例。随后得到了确诊。
侯卫东接到省防非办的通知以后，一路疾行来到宁玥办公室，当面报告以后，他急匆匆地走出办公室，准备前往岭西。
到电梯门口，市委、政法委书记洪昂的电话打了过来。侯卫东急匆匆地道：“今天确实没有时间，岭西确诊了一例‘非典’，我要到岭西开会。”
洪昂吓了一跳，道：“岭西成疫区了？”
侯卫东道：“只有一例，倒还算不上，疫区得有发病率，传染率以及死亡率。”
洪昂说了一句粗话：“我操，岭西终究没有幸免，防非的弦肯定要被拧紧。警察是万金油，肯定又要被派到急难险重的位置，后天开一个全市政法系统中层以上干部会，到时卫东过来讲一讲。”
侯卫东道：“政法干警是防非的中坚力量，我尽量争取参会，向干警们普及一下‘非典’知识，一是要他们高度重视，二也要消除恐惧。”在他的防非全盘计划中，政法系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他是发自内心想给政法干警们讲‘非典’的基本知识。
从沙州到岭西这一路上，侯卫东有一种即将临战的感觉，他不断接到沙州领导电话，不断重复：“确诊一例，其他情况还不清楚。”
小车一路超速，四十分钟来到了省卫生厅。
省防非办的会场上，参会人员皆是各地抗非战线上的主力，他们深知出现一例“非典”意味着什么，人人皆表情严肃。在一般的会场上，各地的同志都要互相打招呼，寒暄几句，此时大家都闭上嘴巴，眼睛盯着领导入场的小门。
副省长吴永忠走进会场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简明扼要谈了确诊情况，道：“现在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