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
石鼓文，不知作自何代，言人人殊，余既据唐韦苏州、韩昌黎及苏勖、窦众言定为成周之物，又据宋董醒远ㄎ成王所作，因考前人如欧阳公、朱子及郑渔仲，皆疑莫能定，惟金人马定国决为宇文周物，近人武虚谷亿又决为汉人所制，马定国仅以字画为断，固难据依，武亿则直指“谦橇马”句，以为周制驾四，至汉始驾六，此必汉人目习汉制，脱手以见于文云云，则亦未见其审也。《书·五子之歌》：“凛（应为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正义》云：“经传之文，惟此言六马，汉世此经不传，余书多言驾四者。”按今人以《五子之歌》为伪古文，不可信，且不必辨；而《大戴礼·子张问入官》云：“六马之离，必于四面之衢：”《逸周书·王会解》云：“天子车立马乘六。”《荀子·劝学篇》云：“六马仰秣”又《修身篇》云：“六骥不致。”又《议兵篇》云：“六马不和。”《庄子》逸篇云：“六铁蒙以大绁，载六骥之上。”《吕氏春秋·忠廉篇》云：“吴王曰：吾尝以六马逐之。”此皆出周人之书，则安得谓周制必不驾六乎？
{宄吕}伯卣盖后释
余旧藏此器，前已载入《退庵金石跋》中，据《积古斋款以》，题为“门犭支卣”，因参酌为释文，虽已梓行，实未能二详尽也。道光丙午，侨寓扬州，适晋江陈颂南给谏，由京归舟过访，云数年前，曾承仪征阮师相以此器拓纸寄京，令订释之，据拓纸，铭实七字，曰：“阙作{宄吕}伯宝尊彝。”首字上从门，下从非，为缺，合为一字，即阙字，《左昭十五年传》“阙巩之甲”，阙当即所受封者。{宄邑}，本释作{宄吕}，《说文》：宄，古文作{宄田}。器作{宄田}，未详何字，惟检钟鼎文，邑旁多作[1234]，作[1234]，此字近[1234]，今定为{宄邑}字。殷侯国有鬼侯，班氏彪曰：邺西鬼侯国也。《隋图经》临水县有九侯城，鬼、九、宄皆音相近，疑古本作{宄邑}，后省宀，作九，又误邑为[c050]，故或亦作九，九本侯爵圆者，吉金中多阅巢，某甫之义乎？给谏之言如此。既又索此原器摩抚之，定为商尊，果尔，则与余斋之商爵为俪，物必有偶，亦足豪矣。
焦山鼎铭
焦山鼎铭，自顾亭林、程穆倩以下，释文甚多，或以为商器，或以为周器，或为文王时物，或为宣王时物，迄无定说。余旧得徐兴公释文原纸，林吉人为手录诸家歌诗缀其后，曾装潢成册，呈之翁覃溪师，师为题跋，并缀五言长篇。师有旧辑《焦山鼎铭考》一书，甚详备，至晚年复疑此鼎之伪，曾于题徐册中露其旨、且将旧辑鼎铭考之板毁弃不存，余藩吴中时，曾亲至焦山，手量鼎腹，并精拓铭纸以归，私欲参互审订，折衷一是，而讫无悟入之处。今岁至扬州，复晤罗子茗香，乃得读其《周无专鼎铭考》，独于铭首“惟九月既望甲戌”七字，冥搜而显证之，定为周宣王物，为之心开目明。盖茗香素精推步，先求之以四分周术，又证以汉统三术，参核异同，进退推勘，得文王自受命元年丙寅迄九年甲戌，凡日辰甲戌，皆不值九月既望；更自文王元年丙寅迄厉王五十一年癸酉，凡十一正，共三百八岁，推得宣王之世，始甲戌终己未，计四十六年，惟十六年己丑得九月朔戊午，望癸酉，其既望甲戌，为月之十七日，与鼎铭吻合，断此鼎为周宣王时物。鼎中有“司徒南仲”字，忆仪征师《积古斋款识》中谓南仲有二，《诗·出车篇》之南仲，《毛传》以为文王之属，《常武篇》之南仲，《毛传》：“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铭不类商器，当是宣王时臣，则已先茗香言之，特茗香实事求是，尤令人拍案称快耳。按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鲜著之，录者惟徐兴公一释文耳。自国初王西樵士禄，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某公家物，严分宜之，严氏败，鼎复归江南某家，以为不祥，舍之焦山寺。康熙间诗人，始竞以此为故实，其实自嘉靖以后，明人诗文集并无此说，《天水冰山录》中备载分宜家物，铜器类只有铜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而今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先竹坨先生及吾师苏斋老人，皆深于考古者，其咏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则分宜一事，尚当以疑案处之也。
乙瑛碑
《乙瑛碑》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云云、又“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云云，以《后汉书》证之，雄为吴雄，戒为赵戒也。吴斗南《两汉刊误补遗》云：“《三王世家》并载诸臣奏疏，其著朔可为后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云云，又‘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云云，前言戊申朔，则乙亥为二十五日，言戊寅朔，则癸卯为二十六日。中兴以后，有司失其传，如《先圣庙碑》载‘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云云，又《修西岳庙碑》载‘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云云，乌有知朔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赘矣，今世碑记、祭文踵先汉故事可也。”武虚谷云：“按中兴之初，犹存西汉遗制，《后汉书》隗嚣檄文，云‘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已巳，则为二十一日也，吴氏之言信有本哉。”
张迁碑
《张迁碑》：“葛正之亻蔡，休囚归贺。”桂未谷谓，亻蔡即蔡之异文，《小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