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6月，可以算是世界历史上最风云变幻的月份之一了。当这个月进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发现整个世界已经与一个月前完全不同了。
一个月前，法国的甘末林将军还在信誓旦旦地宣布德国人会在他坚固的防线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6月5日，30多万英国远征军和法国、比利时残军就仓皇逃回了海峡对岸，之前派往挪威的部队也带着哈康七世国王撤出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光荣”号航空母舰被“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击沉，1500多人淹死在了挪威近海。
6月10日，法国政府从巴黎迁往了南方，城防司令赫林将军宣布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1200万法国人——逃亡士兵和恐惧的平民难民，挤满了每座城市通往南方的道路，巴黎在几天内变成了一座鬼城。
6月14日，德军人踢着正步走进了“光之城”的中心，这些队列在通过几乎完全空旷的街道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很快万字旗就开始在埃菲尔铁塔上飘扬，约翰一家居住过的那家豪华饭店成为了德军的临时总部。
6月15日，苏联红军跨越了与立陶宛的边境，立陶宛总统同家属乘飞机从首都逃离。之后几天，苏联人又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以实现斯大林的所谓“预防性的联合防御措施”。
6月18日，法国国防部次长夏尔·戴高乐在送英国代表团离开的最后一刻，跳上了皇家空军的飞机逃亡英国。当天晚上，他在丘吉尔的同意下通过bbc发出抵抗号召，宣布“法国的抵抗之火将不会熄灭。”
在英国政府借给他的一座体育场内，戴高乐组建了“自由法国”组织。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的数万法军中，有近3000人加入了他的行列。其他人则在得知法国投降的消息后，选择返回“维希”法国的控制区域。
贝当政府对戴高乐的“叛国”行为非常愤怒，在稍后的缺席审判中判处了这位法军准将死刑。
6月21日，意大利军队进入了法国领土。一个多星期前，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长加莱亚佐·奇亚诺伯爵向英法两国大使通知了意大利决定参战的消息。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参战时，他的回答是：“墨索里尼只是在实行他和希特勒已经制订好的计划”。
6月22日，贡比涅森林的一截火车车厢里，法国贝当政府与德国正式签署了投降协议。德国将占领五分之三的法国领土，法国政府还将为德国人“辛苦的管理工作”支付一笔不小的酬金。贝当政府被允许保留一支小部队以维持秩序，所有的海军战舰都要被召回法国并置于德国或意大利的管理之下。
戴高乐曾呼吁法国殖民地的总督们继续战斗，但大部分人都拒绝加入“叛国者”的行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和魏刚一样，认为“在一个星期内英国就将会像小鸡一样被希特勒扭断脖子。”
在这个月里，彻底改变的并不只有欧洲的这几个国家。
在非洲，作为对大英帝国忠诚的关键测试，苏丹人、索马里人、肯尼亚人正在埃塞俄比亚同意大利人作战。作为对意大利参战的报复，南非的轰炸机部队袭击了意大利在利比亚和东非的地面机场，汽油库和军火库。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把英国的困难看成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对欧洲的战事保持了观望的态度。
在北美，加拿大人启动了为皇家空军培训20000名机组人员的计划。在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增援部队开始启程赶往欧洲。
在亚洲，日本利用了法国的失败来警告法属印度支那管理机构必须立即停止帮助中国重庆政府的行为。日本外相警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总督，如不停止越过边界向中国输送战争物资，他们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有关日军在海南岛集结的报告，加深了人们对日本入侵英法东南亚殖民地的恐惧。法国和英国的船只已经被告知不要停靠在印度支那港口。
在泰国，得到了日本人支持的当地武装对英国殖民者发动几次进攻，夺取了两个省的实际控制权。为了避免日本直接参战，英国政府宣布将暂时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
而在中国，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枣阳会战，以日军在付出伤亡45000人的代价，占领了距离重庆不到620公里的西南门户城市宜昌而告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不得不再次抽调关东军入关南下，以弥补战力的不足。
即便是生活在一片“安定祥和”中的美国，人们的生活也被彻底改变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对英法等国报以同情的态度。特别是在意大利队对法国宣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墨索尼里背后捅刀子的不道德行为，引发了美国民众和媒体的普遍反感。《纽约时报》的评论把墨索里尼描绘成了一只残忍而贪婪的豺狗，并表示：“这不是意大利人民的决定，而一个人的决定，这个人把意大利带进了黑暗的夜晚，并使它成为每个热爱民主的人的敌人”。
《巴尔的摩太阳报》则将意大利的行动定义为一个“长期而危险的赌博”，并断言“它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当所有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都加入到了唾弃墨索里尼的合唱中时，罗斯福等干涉派人士抓紧机会，给了孤立主义者致命一击。
罗斯福在国会公开演讲中表示：“一些人仍旧持有明显的错觉，认为美国能在一个被暴力哲学统治的世界上成为一个孤岛……这样一个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