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婧姐真厉害，这菜是我父母在自家门前种的，施的全是鸭粪肥，一点农药和化肥也没用，而且我们老家远离城镇，周围十几里都没有什么工厂，浇水、施肥也是从土壤中间接渗透，不污染菜的表面。”黄一平笑笑说。
几次送廖志国回来，在这里就餐，黄一平看到苏婧婧食量很小，挑拣得相当厉害，除了鱼虾之类，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对于蔬菜，苏婧婧也非常挑剔，只吃当地菜农自产的几个品种，不喜食大棚里批量生产的那些反季节蔬菜，尤其讨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说来有些神奇，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苏婧婧，味蕾特别丰富、敏感，一盘熟菜端上桌，她只要品尝那么一小片，当即便能品出是否出自大棚、有无使用农药与化肥。
时间是在午后，苏婧婧照例留下黄一平喝茶聊天。这时，楼上传来动静，是苏婧婧父亲午睡完起床了。黄一平从老家买了两百只蛋带给老人，也是出自农家散养的三黄，便提出到楼上问候一下老人。
苏婧婧父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曾经做过区、县的党政主官，行署副专员、市委副书记，最后从江市政协主席任上离休。苏老主席虽然长期在故乡江任职，可与一江之隔的城也有些缘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省里“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曾在黄一平老家海北县工作一年，不仅足迹遍布全县的每个乡村，而且以其平易近人、踏实肯、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当地留下良好声望。据说，那时的“四清”运动声势浩大，工作队下来如同钦差大臣一般，苏老主席以其资历与队长职衔，在县里享有一言九鼎的权威。直至今，但凡稍微上了些年纪的海北老人，仍有不少人记得当初那个苏队长，穿草鞋、抽水烟、骑辆破旧自行车。
眼前的苏老主席，表面看慈眉善目、面红润，整天张嘴乐呵呵笑，与平常长寿健康老人无异，可实际上脑子却不行了，整天坐在轮椅上要么顾自口中念念有词，要么流着哈喇子打长盹，与人对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其症状应是老年痴呆。平时，苏家请了两位中年妇女，都是廖志国的远房表姐，大表姐主要负责买菜、烧饭、常家务，二表姐则着重照顾、料理老人。作为回报，两个表姐除了领取固定薪金，其丈夫、儿女也都在江市里安排了不错的工作，甚至买了房子安下家。因此，两个表姐就像家里人一样，活计做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
“苏伯伯，我是小黄，海北县来的小黄。”黄一平握着老人的手，大声问候。
他曾经听苏婧婧说过，老人脑子虽然不好了，可是也没差到那种程度，属于时好时坏那一类。而且，像所有年迈者一样，老人的记忆具有记远不记近的特点，尤其是对那些影响重大的陈年往事，还时常能从记忆深处清晰反刍出来。
中国式秘书2第三章13（2）
“苏伯伯，海北县还记得吗？河南招待所，北大街，望仙桥的二麻子烧饼，县政府开水房的杨拐子，汤聋子豆腐脑儿……”黄一平一口气报了海北好多人名、地名、当地特产，意在引起老人的记忆与回应。
果然，老人的眼睛开始放光，嘴角慢慢扯动。
“二麻子的烧饼，酥脆，香！杨拐子烧的开水，烫！招待所的铺板，让雨漏烂了，睡在上边不舒服，要让马县长修一下。”苏老主席的眼睛盯着黄一平，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之聊天——依旧顾自念叨，语句相当短促，跳跃非常大。很显然，老人的思维并不顺畅、连贯。那个马县长，并非现任官员，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海北县长，已经过世多年了。
“苏伯伯，那个二麻子不在了，二麻子的烧饼摊还在，是他两个儿子在经营，还注册了商标哩。下次我再来，一定带点烧饼过来给您尝尝，好吗？”黄一平一脸虔诚，语气恭敬，并不因为老人脑子不好就显得虚假、应付。
苏婧婧端只茶杯，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看着黄一平极尽努力的表演，不时抽张纸巾帮父亲擦拭嘴角的流涎。
其实，黄一平知道，廖志国在这个家庭里，之所以显得有些怯意，或者说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怕老婆，表面看是忌惮苏婧婧的强势，实际上真正畏惧的，应该是面前这个老者。没有苏老主席，就不会有廖志国的今天。
像众多身居高位的官员一样，廖志国也出身于普通农家，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姐妹众多，家境相当清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廖志国以复读三年的代价，才考取省农学院植保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与专业，除了分数限制，也有经济条件的制约——师范、农业、公安类院校入学费用相对较低，在读期间还有一定的补贴。毕业后，分到老家所在的乡里当农技员，一头扎在广阔天地里，风里来雨里去，晒得跟农民乡亲没有两样，课堂所学知识也很快变成经验教训。不久，他便成为当地农业方面的一个小专家。
也是机缘凑巧，廖志国工作不久，正赶上全国范围整党，他所在的那个乡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联系点，而书记大人正是面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那时的县委书记，与时下同等职级的官员大为不同，衣食住行简单朴素，完全一副农村基层部的做派；进驻乡里绝不似今这般浩浩荡荡，一辆北京吉普，随行者只有司机加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