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的诉苦大会无疑是成功的。
第二天一醒来，刘一民就发现蔡中弄了两块石头，上面放了一块石板，爬在上面写东西。刘一民走过去一看，蔡中写的是诉苦和三查工作报告。
见刘一民看，蔡中抬起头说道：“你醒来了？我想把我们开展的诉苦活动和三查活动总结一下，报红军总政治部。”
刘一民看了看蔡中，才30岁的年龄，眉头的皱纹就已经很深了，越发突出了眉头上的那个瘊子，瘦削的面孔上已经很难看出原来的书生气了，有的只是历经磨难后的刚毅，五短身材显得很精悍。
刘一民知道，蔡中是老井岗了，原来是34师102团的政委，长征前调任34师政治部主任。按照原来的历史，蔡中是在34师刚从新圩观音山突围出来，就牺牲在桂军44师袭击的枪口下的。刘一民的出现，让蔡中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和刘一民一起组建18团以来，蔡中的表现让刘一民非常尊重：忠诚、刚毅、原则性强，还知道灵活变通，体现了红军时期政工干部能文能武的特征。
听到蔡中的话，刘一民说：“现在在转移途中，恐怕你得找时间慢慢写了。不过确实应该总结推广，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个方法转化俘虏，就是在最残酷的战斗中也能不断壮大红军。”
蔡中说到：“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昨天晚上的诉苦大会，原来属于湘军的新战士发言多。特别是把几个喝兵血的军官抓起来后，他们的情绪特别高，转化特别快。而原来属于桂军的新战士发言相对比较少。”
刘一民说：“我昨天晚上就注意到了。桂军和湘军不同，不急，今天让他们继续诉苦。你向军团首长报告一下，把那几个人渣军官处理了。”
蔡中说：“好。”
然后又说“要不，我随新兵连行动吧。”
刘一民说：“不用，我相信今天就能把问题解决。我们准备出发吧。”
笑话，诉苦和三查是历史上解放军新式整军的主要内容，通过诉苦和三查，我军战斗力成倍增长。淮海战役中，我军伤亡过大，采取对俘虏的即俘即补政策，保持了强大的攻击力，转化俘虏的秘诀就是诉苦运动。刘一民来自后世，自然知道诉苦运动和三查运动的威力，不过他不能对蔡中明说而已。
不过，事实上桂军俘虏确实比较难转化，这一点和湘军俘虏有区别。
那个年代，各路军阀的士兵都是拉壮丁拉来的，绝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大多数人都没什么理想和正义感，基本上都是当兵拿饷，长官让打谁就打谁，属于浑浑噩噩的一群人。本来红军政工人员一做工作就可以让他们调转枪口打白匪，即令是不能让他们调转枪口，也能在心理上给予俘虏一定分化瓦解，所以红军纪律严禁打骂和虐待俘虏。
湘军的领军人物何健是个标准的投机式军阀，胸无抱负，却又双手沾满鲜血，就是在原来的历史上，蒋介石也从没有把何健和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张学良这些大佬同等对待过。湘军的作风、军纪就可想一斑。
桂军则不同，在当时的军阀部队中应该说是个另类。因为新桂系的主要军官都是军校毕业生，当时也是抱着以革命手段打倒军阀的理想起家的，又有问鼎天下的抱负，统一广西后也没有采取大的破坏性政策。加上与蒋介石多年争斗，曾经吃过部队凝聚力不强被蒋收买、打垮的亏，因此经常以革命军自居，很注意部队思想、作风和军官队伍、后备兵役队伍建设，形成了桂军能拼能打能吃苦的顽强作风。所以，桂军俘虏很难改造是可以预料的。
也多亏了刘一民这个来自后世的在读博士，一个谈心活动拉近了红军战士和俘虏新兵的心理距离，一个诉苦活动算是让这些桂军俘虏算清了帐：原来自己和自己家的不幸都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这种制度的受益者——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造成的。
突破来自于一个叫李德贤的新战士。
李德贤原来是桂军的一个排长。家就在广西桂林边上。他的父亲弟兄5个，一大家人聚族而居，租种地主100亩水田。每天早上天不明祖母就领着他的母亲、婶婶们做饭、喂猪，开始一天的劳作。父亲和叔叔们常年泡在水田里。每年收成也不错，算下来都要打不少大米，但是把地主的地租一交，全家余下的就是口粮了，然后开始交各种杂捐，杂七杂八交下来，一家人一年就只能在农忙的时候和过年的时候吃点白米饭了，大部分时间都要靠杂粮和野菜填饱肚子。
无奈之下，父亲和叔叔们商量一定要培养个读书人，不能再让孩子们当睁眼瞎，任由老财们欺负。就这样，一家人用从嘴里节省下来的口粮换钱供李德贤读书，指望着他能改变全家的命运。
李德贤读完书后就参加了桂军，由于有文化很快就被送到教导队集训，回来就当了排长。本来还以为凭着自己的才能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没有想到一仗下来就被红军俘虏了。
通过诉苦，红军战士帮李德贤算了一笔账，每年他全家交地租和各种捐税60石，20年下来就是1200石，1200石就是60万斤。原来自己全家都是为地主和军阀做苦力。自己读了书，当了兵，目的是改变自己一家和穷人的命运，谁知道拿起枪打红军打的却是自己的兄弟。即令这次不被俘虏，即令自己能够把官做大点，到头来保卫的还是人家地主和军阀，对付的还是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