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附属施瓦本医院外科病房的走廊。现在是清晨。
医院的清晨总是忙碌的。我身边一刻不停的有人走过，病人、家属、护士及医生。为了不阻碍通行，我把椅子放到了昭的病床头上，自己则站在病床边，实在站累了，就斜倚在病床上靠一靠，也不能用屏风把病床遮挡起来。我知道，不管是忍受着自己病痛的患者，还是为亲人担忧焦虑的家属，亦或是因为忙碌，不得不连奔带跑的护士，还有嘴里咬着羊角面包，一边走，一边穿白大褂的医生，都会在经过我身边时，向我，向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昭瞄上一眼。
因为床位紧张，走廊上还有几张病床，上面都躺着病人，只是刚做完大手术，尚没脱离生命危险的就只有昭。当然，人们会注意这里，首先是因为我——一个党卫军。几乎没人相信，党卫军军官会在一家平民医院里陪护病人。
我并不在意人们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但我不希望昭睁开眼睛的时侯，发现这些目光。所以，每次昭一有点动静，我就赶忙凑上去，想用自己的身体遮住他的视线。其实这很愚蠢，假如昭真的醒了，我能遮几分钟？不如说，这样做，只是一种本能，想要保护他的本能。
我头晕得厉害，不得不扶着挂输液瓶的铁架。
“你这样不行的，得找个地方坐下来。”是恩斯特。他及时扶住我摇晃的身体。
“你来了。”我想推开他的手，一个党卫军就够扎眼了，何况两个？结果却事与愿违。“手续都办完了？”
“是，都办好了。”恩斯特的身体成了我的依靠。“裘说很抱歉。暂时只能这样。他正在想办法协调，让昭尽快搬进病房。”
“你跟他说，我们都非常感激他，是他和博伦纳教授救了昭。”
“我说了。他说还要感激你呢。要不是你最初给昭输了血，昭一定坚持不到手术的。”
凌晨4点多，我跟恩斯特把昭送来医院后，恩斯特去裘的宿舍找他，而医院里并没有人管我们。因为昭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即便有我，也没人敢担此责任。眼看，昭已经昏迷，血压、心率都临近危险指标。情急之下，我不得不让一位护士把我的血直接输给昭。我的语气是命令的，强硬的，心里却在乞求。但愿她发善心，帮我这个忙。不知道是怕了我，还是被我感动，护士居然答应了。她给我们安排了地方，扎上针，连上输液皮条。看着鲜红的血液又一次从我的手臂流入昭的体内，我安心了。你不会死！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会死！
我笑了笑。想来我和裘彼此这样客气真是没有必要，但是这种感激一点不虚伪，都是真心的。
我醒来的时候，昭已经进了手术室。恩斯特告诉我，手术由博伦纳教授亲自主刀，这多亏了裘。
手术很成功，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昭没有身份证明，虽然一切费用都由我出，但是这个程序依然难以解决。幸好有恩斯特，是他把这个问题暂时对付了过去。
当时，从集中营出来时，大门口站岗的卫兵没有任何阻拦，因为恩斯特向他出示了犯人出门证。
“你怎么会有这个？”我抱着昭，坐在后排，不胜感激地问。
我事先没有想到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带上了手枪，做好了硬闯的准备。
“你忘了，我经常去慕尼黑拉药品和器材，货物多的时侯会带上个犯人做搬运工的。所以，我那里存有空白的出门证。”
就是用这张犯人出门证和我的证件暂时办好了昭的住院手续，但是一时间却没有正式床位可以安置他。
“你怎么样？还行吗？”恩斯特关切地注视着我。
“没事儿。等一会儿人少了，把屏风竖起来，那里有椅子，我可以坐下的。”我向床头的椅子努了努嘴。“时候不早了，你还是先回去吧。营里有什么事，就通知我。”
“好的。那你呢？”
“你知道的，我不能离开他，至少这三天不行。”
“要是上尉问起来……”
“照实说吧，只要拖延几天。我再找找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说起教授，我忽然想起来。“哦，对了，恩尼，你知道昭这几天遇到过什么事吗？”
“这几天？他的案件不是要重审了吗？”
“这个，他是怎么知道的？谁通知他的？”
“应该是那次审问的时候，上尉亲自告诉他的。我原以为上尉会兴师问罪的，所以等昭回来的时侯，我问他了。他说他的案件要重申了，就没再说别的。当时我感觉很奇怪，他似乎一点不高兴，反而有些神不守舍，精神恍惚。我不敢再问，以为是他想到要离开你，担心你。”
“这我相信。”我心里说，“但一定还有其他的。”
“后来一次吃饭时，”恩斯特继续说，“我听到营部的文书跟几个军官说：‘那个女孩真漂亮。’开始我没注意，接着文书又说：‘没想到中国人都这么漂亮。’于是我问文书什么女孩。他说：‘就是来见那个中国犯人的女孩。’”
中国女孩？难道是甄玉？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那双使我一见就会想起昭的迷人的黑色眼睛。这么说除了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的周旋以外，甄玉也在努力。不管她的努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她真的是很勇敢，为了救昭，她竟然亲自跑到集中营来，她的到来该给昭以多大的鼓舞。我不禁对这个叫“玉”的女孩产生了几分敬佩。
但是，